天启六年八月上旬，崔应元带着抓来的一干要犯启程北返京城，笼罩在苏州城上空紧张压抑的氛围终于得以消散，但城里弥漫着的恐慌情绪却持续了数月之久。
虽然崔应元仅仅在苏州城待了一个月，但他给苏州城的权贵和百姓所带来的震撼是无以复加的，苏州城上至巡抚下至地痞流氓有数十人被抓，不要说苏州了就是整个江南也从未生过如此大规模的抓人事件。
与此同时，外界也真正意识到了锦衣卫的可怕，锦衣卫办案根本不需要向外人交待，只向皇帝负责，说抓人就抓人根本不会给你任何理由。
在崔应元雷霆万钧般的攻势下，苏州的那些富绅大户们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跟崔应元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连周起元这个堂堂的苏松巡抚以及曾经做过朝廷高官的周顺昌等人都锒铛入狱，更何况是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当高攀龙得知崔应元派来抓他的锦衣卫即将赶到时，知道自己这次大难已到，故而留下一封遗书后投水自尽。
说起来，高攀龙和周顺昌等六人本应该在上一次就被锦衣卫抓回京城受审，由于他们的住处分布在江南数地，故而锦衣卫第一个抓的是周起元，反正这些人在当地家大业大也跑不了。
谁知，在抓周起元的时候出了事，一名锦衣卫径直被打死，故而使得抓高攀龙等人的事情也就拖了下来。
崔应元并不急着抓高攀龙等人，他自然不怕对方跑了，而且还巴不得对方逃走，这样可就是畏罪潜逃了。
故而，等到周起元主动走出巡抚衙门后，崔应元这才派人去抓高攀龙和周顺昌等人，不成想高攀龙竟然投水自尽，前去抓人的锦衣卫于是把他的尸体带了回来，毕竟高攀龙犯的是御案，就算死了也要有锦衣卫负责。
实际上，崔应元只是对付了张佑海等几个苏州地界的头面人物，其他人他根本就没动，毕竟苏州是大明重要的税赋征集地，他可不想使得其乱了套。
但正因为苏州是繁华富庶之地，这使得他带来的那些锦衣卫和南京军士纷纷动起了捞油水的念头，否则他们岂不是白跑一趟，他们都是外地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顾忌的。
因此，不仅苏州城，整个苏州地界有钱的大户人家基本上都受到了骚扰，锦衣卫的人带着南京的军士登门敲诈勒索一番，收获颇丰。
作为苏州有名富商大贾，刘兴文的家里自然免不了被锦衣卫骚扰，一名锦衣卫百户带着人就冲进了刘府，想要从李家敲上一笔钱财。
正好杜伯清当时正好在刘府，当那名趾高气扬的锦衣卫百户得知眼前这个气度不凡的中年人是四海商会副会长，以及与刘兴文的关系后，顿时吓得脸色大变，来不及等刘家的下人拿钱来就带着人仓皇离开。
那名锦衣卫百户自然不怕杜伯清这个商贾人，可他惹不起四海商会背后的李宏宇，不要说了，就连崔应元见了李宏宇都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故而哪里还敢要刘家的钱，要是传到李宏宇的耳朵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
得知此事后，苏州城那些没被崔应元抓走但被其手下的锦衣卫骚扰的富绅大户纷纷登门拜见杜伯清，希望他能从中斡旋以确保他们的安危。
随着周起元和张佑海等人被抓，苏州城的那些富绅大户纷纷感到害怕，这锦衣卫办事可不像衙门里的差役那样，那些差役想要抓他们的话至少还有个由头，而且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也不敢乱来。
可锦衣卫不一样，抓人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理由，确切的说是根本就不会给被抓的人理由，即便是南京的那些王公权贵也无法过问，这使得他们心里没底儿，天知道那些锦衣卫会不会把他们给抓起来。
杜伯清当然不敢轻举妄动，立刻向李宏宇请示，得到李宏宇的回复后这才动身去见崔应元替那些苏州的富绅大户说情，并且暗示崔应元那些富绅大户会有一番心意送到。
崔应元自然清楚杜伯清的意思，他这次当然不能白来一趟苏州，这个时候如果不捞钱的话简直是天理难容。
那些锦衣卫之所以四处勒索也是因为崔应元的故意放纵，他总不能不让兄弟们财吧，这也是向那些富绅大户施加压力让他们花钱消灾。
为此，崔应元很爽快地就答应不找那些惴惴不安的富绅大户的麻烦，反正他已经抓了足够多的人可以向魏忠贤交差，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从苏州大捞一笔，总不能白白便宜了那些靠着不义之财家致富的富绅商贾们。
当然了，崔应元捞的那些钱不可能独吞，他回京后还要给魏忠贤等与他的利益休戚相关的上司们各自送上一份厚礼，这可是官场上的礼数。
换句话而言，大明官场的风气如此，崔应元根本就无法当一个清官，否则就要得罪人了，这也是为何有着“海青天”美誉的海瑞会被大明的官员看成是一个另类。
天启六年九月中旬，经过锦衣卫北镇抚司的审问，以贪污受贿和谋害锦衣卫为由处死了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等闲居在家的大员和张佑海等数名苏州地方豪强。
不仅如此，魏忠贤还以高攀龙和周起元等人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结党营私为由，奏请天启皇帝拆除了大明各地除了公学和私塾以外的书院，禁止以讲学为名结社。
一时间，包括东林书院在内的大明各地书院悉数被拆毁。
终明一代，一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生，明代的书院可以说命运多舛，屡遭劫难。
明廷当然不会没来由地这样做，而是这些书院的一些行为已经触动了朝廷或者朝廷当权者的利益，故而将其毁去。
第一次和第二次生在嘉靖年间，第三次生在万历年间，第四次生在天启年间，也就是魏忠贤主导的这次禁毁书院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次禁毁书院的人是万历辅张居正，张居正曾说：
“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
由此可见，张居正禁毁书院并不是禁止学校所教授的经书义理，而是反对一些人以书院为媒介“聚党空谈”，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等到了天启年间，随着东林党的逐渐强盛，天启皇帝意识到了书院的危害，那里已经不是读书人做学问的地方，而是结党营私之所。
由于能进书院的人都是大明的读书人，不少人有着功名在身在地方上有着不少特权，故而聚集在一起的话就成为了地方上最为强大的利益集团。
为此，这才有了天启年间的禁毁书院一事，主要冲着的就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东林书院，这无疑给了东林党的官员以沉重的打击。
如果说杨涟和左光斗等六人被杀是天启皇帝一举把东林党从朝堂上的统治阶层拉下马的话，那么周起元和高攀龙等七人被杀则是天启皇帝对东林党的警告，让他们不要与朝廷对抗。
当然了，这两件事情是天启皇帝通过魏忠贤来完成的，故而魏忠贤自然成为了东林党最为痛恨的人。
由于周起元和高攀龙七人皆为东林党的重要成员，故而被东林党称之为“东林七君子”，与杨涟和左光斗等六人的“东林六君子”相对。
随着周起元和高攀龙七人的被杀，天启皇帝的君威正式得以确立，让朝堂上的文武百官意识到他们所侍奉的早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少年天子。
故而，自此以后天启皇帝的政令得以顺利推行，无论是京城各大部院堂官还是地方上的豪强势力都皆不敢违逆其圣意，毕竟天启皇帝手里的刀可比万历皇帝锋利得多
当得知朝廷要禁毁天下书院时，李宏宇不由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这是迟早的事情，东林党的根基就在东林书院，而且自东林书院后大明各地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固然，这些书院与东林书院一样都教授经义典籍，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了地方上士绅势力的聚集地，结党营社现象严重，引了明廷上层统治官员乃至皇帝的重视。
李宏宇所开设的西洋学院自然不在禁毁的行列，因为李宏宇早已经将其挂靠在了海关司的名下。
换句话而言，设在海城的西洋学院和医学院的性质是官学，而且在里面受教数年后就会被海关司派遣到外地任职，与大明的书院以及私塾、官学皆不同，由此一来就避开了这次的浩劫。
苏州的事情过后，朝堂文武百官都见识到了天启皇帝的强势，故而无人敢明目张当地违抗天启皇帝的萼圣意，天启皇帝的君威得以巩固和强化。
作为天启皇帝在朝堂上的代言人，魏忠贤的行情更是水涨船高，一跃成为大明最有权势的人，使得满朝的文武百官莫不对其礼让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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