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良佐这边刚刚散会，进剿一事却已被某些四川官员紧急密告播州。杨应龙得知后轻蔑一笑，道：“这新来的宋抚台有些意思，难怪偌大年纪也没能挤进部堂，果然是个不晓事的，竟想以武力逼我就范。孙先生，你对此可有高论？”
这位孙先生名叫孙时泰，颇值得一提。此人乃是浙江余姚人，那一代包括绍兴在内都是在整个大明朝盛产师爷的地方。孙时泰在播州杨氏地位也比较特殊，相当于军师，只有足智多谋的人才能当得起这个大任。
不过孙时泰与寻常师爷不同，他学的是帝王术，而且是其中的“霸道”——帮助他人成就一番霸业的学问。据说孙时泰此前在京城时夜观星象，见西南“客星犯紫微”，认为有改朝换代的变故，于是遍访明主，终于找到了西南的杨应龙。
其实杨应龙早前并无反意，他不过是土皇帝做久了，嚣张跋扈成了习惯，后来闹出事只好把儿子杨可栋当做人质送去重庆。
这里有一段后世基本很少谈起的旧事，但却与杨应龙“造反”关系很大，值得一说。之前已经提到，为了报复五司，杨应龙采取各种手段对付五司，加快了迫害五司的步伐。
由于高务实当年南迁广西众多土司至安南，使广西土司旧地大部分改土归流，朝廷在广西的权威大幅提高，广西的经济发展也在高务实的规划和安排下在近几年快速提升，终于从一个朝廷财政上的无底洞变成了现金池，这给了朝廷将其他土司逐渐改土归流的信心和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杨应龙与播州下辖五司的上述种种矛盾经过发酵，五司将杨应龙罪状上报明廷，时任贵州巡抚叶梦熊立刻上疏要求播州改土归流。
其实播州的问题早在嘉靖时期就已进入朝廷的视野，当时川贵守臣为了本省利益就播州归属问题引发争执。此番播州下属五司奏报送达朝廷，朝廷介入此次播州问题，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同时也使得播州杨氏土司丧失了处置此次问题的主导权。
随着解决问题的主导权丧失，杨应龙惧怕外部势力的介入损害播州杨氏土司的利益。在这一时期，杨应龙的行为越来越激进，但激进的行为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将问题上升为播州杨氏土司与朝廷的矛盾，最终导致播州杨氏土司彻底与朝廷决裂。
首先是川黔官员倾轧的问题，贵州建省以后，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逐渐凸显，遂成为贵州守臣争夺的对象。播州地理位置优越，连接湖北、四川、贵州，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播州地处黔北，与四川毗邻，经济开发较早，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贵州其它区域较好。
四川先进的生产方式与人口先入播州，因此播州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有良好的发展。播州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良好，播州土兵实力强大，自然而然成为川黔官员争夺的关键。
其次是周边土司的问题，他们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给了明军一定的机会。播州周边土司中，石柱土司与播州杨氏土司关系较好，双方在杨应龙时期互为姻属。石柱马氏土司(秦良玉的夫家，白杆兵就是他家的)希冀彼此庇护，从而政治联姻播州杨氏土司，杨应龙也希望借助石柱马氏的力量扩充自己的实力。
不过这种关系随着杨应龙反明烟消云散，石柱马氏土司没有与杨应龙一起起兵反明，反而是兵戎相见。原历史上石柱马氏土司在平播战争中出力颇大，甚至有挽救明军危局一事，不过此时宋良佐还没有动用马氏土司的意思。
杨应龙此前被叫去重庆受审，最终是花了两万金，但其中还有玄机前文没有说清。由于此前朝廷一直在准备伐元大决战，对于西南土司的事情基本上是要求能拖则拖，等伐元结束一切都好办。西南官员们得不到朝廷军威支持，只好对杨应龙此前的违法行为示之以威，但难以强迫。
事态僵持到去年五月，重庆知府王士琦单骑赴会，在松坎接见杨应龙。这一次，杨应龙不施展兵法，反倒玩起了演技。他把自己捆绑起来，跪在路旁痛哭请罪，还膝行迎接王士琦，磕头磕到头破血流——补充一下，这一手就是那位孙时泰孙先生教的。
不仅如此，他还献出黄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个替死鬼，抵销自己的罪责，并认罚四万金，协助朝廷采木。最终重庆方面议定杨应龙革职，由其长子杨朝栋代理职务，暂时羁押其次子杨可栋为人质，等杨应龙如数缴纳罚款再行释放。
杨应龙是真心归顺，还是缓兵之计？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当时高务实与诸位实学同僚讨论，认为杨应龙在这段时间以内可能的确有罚款赎罪的打算，否则他不会交出次子为人质。当然，待缴纳罚款、赎回次子之后，他仍有可能再度反叛，但中间应该会有一段相对的和平期，这也是高务实当时只是不紧不慢地召回刘綎去坐镇四川的主要原因。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意外事件发生，扼杀了和平的希望：杨可栋死于狱中。死亡时间在杨应龙和朝廷达成认罪协商、签署赎罪协议后不久，而那时候高务实已经身兼蒙元经略，全副身心都在出兵塞外之上，且这个消息传到京师的速度不够快(因为不是军情)，最终让高务实错过了这条重要信息。
事实上杨可栋的死是自然死亡——不仅重庆官员是如此上报的，从情理上推论也只能如此。因为重庆官方实在没有理由放过杨应龙及嫡长子杨朝栋，舍弃四万金财政收入，只索要相对并不重要的杨可栋性命。要知道，此时杨应龙的罚金还只交了一半，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两万金。
但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杨应龙显然不会这样认为，自觉献策失误的孙时泰也有些恼羞成怒，开始把脏水泼给重庆官方甚至朝廷。
杨应龙强硬要求重庆地方官归还杨可栋的遗体，而官方因为要考虑朝廷威严，显然不能你说如何就如何，便以尚未完成勘报为由拒绝，并敦促播州缴纳赎罪金。
这下杨应龙自然大怒，丢下一句“假如我的儿子复活，银子就能送来”，然后率部驱使一千多名僧侣，举行招魂仪式，驰返播州，他认为这样可以把杨可栋的灵魂带回故乡。
杨应龙也有慈父的悲痛这可以理解，但并不能构成他迁怒于大众的借口，大明朝廷显然也持相同观点。
何为迁怒？他做的恶事太多，这里随便举一例就行了。另一位告发杨应龙叛乱的举报人宋世臣，其父亲宋銮在家中被杨应龙带兵打上门去。
杨应龙的做法是：在父亲面前强奸女儿，当着丈夫的面强暴妻子；强迫俘虏裸体坐在木丛里，当作射箭取乐的活靶子；把蛇塞进男俘虏的菊花、女俘虏的(省略)，然后放火烧蛇尾，着火的蛇吃疼，爬进人的腹中，人蛇一同惨死。
在以上这段时间里，孙时泰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杨应龙本意只想恢复祖业、自保播州不同，孙时泰的目标很明确：问鼎中原改朝换代。他也提出了厚结抚苗、重修海龙屯、招兵买马、整顿内务、出动出击、以攻为守等建议——孙时泰是实实在在的想造反。
一方面丧子之痛难平，一方面深知不交赎金贵州四川两地都不会放过自己。杨应龙终于决定采取行动，而夺地养苗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苗族彪悍好斗，善使刀剑、强弓毒弩、投射，总之和广西狼兵有些类似，是一支作战斗力极强的山地部队。这样一支部队对付五司同姓及贵州部队还是绰绰有余的，杨应龙的“夺地养苗”方针就是把五司七姓的地再次夺过来，分给听他号令的苗人去种。同时被抢夺的还有五司七姓的妻女，一时之间播州成为人间地狱。
孙时泰深知“远交近攻”的道理，在于朝廷尚未开战的空档，他建议杨应龙假意缓和同朝廷关系。故去年年底时，杨应龙与其长子杨朝栋还各进贡巨木20根，供皇帝陵工之用。为此，工部还跳出来为杨应龙很是说了几句好话——现在广西的木材越来越商业化，这种超级巨木已经越来越不好弄到了。
上文讲到过松坎听勘，在那之后，播州所辖的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五个长官司地划给贵州。此时在杨应龙强大的武力威慑下，孙时泰开出好条件，鼓励五司七姓重新回归故土……呃，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时五司七姓又部分倒戈播州。
这是贵州不愿看到的，但四川却觉得“关我屁事”，遂不管不问。贵州一看，行啊，你不管我自己管。
于是贵州巡抚江东之忍不住了，可能他觉得自己也能复刻当年高务实的辉煌，轻易降服治下土司，因此下令命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二人率兵三千收复五司失地，进剿杨应龙。杨应龙派遣其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迎战于黄平飞练堡。
飞练堡在后世的瓮安县境内，一瀑飞挂，名飞练泉。此处树木葱茏，地势显要，杨应龙事先在此地设下埋伏。
伏击战说穿了大多都是一个套路，《三国演义》中有着各种各样详尽的描述，无非是先给你点甜头，诱你步步逼进，最后落入圈套。此战结果呢？播州军接战后佯败至天邦囤，将官军引诱到重兵埋伏的战场全歼，三千官军无一生还，包括杨国柱、李廷栋。
这么大的事，发生在去年年底，结果朝廷差点不知道真实情况！
贵州官兵草率出兵导致全军覆没，当然是不大敢向朝廷老实交待，但这么大的事瞒又瞒不住，怎么办呢？当然是玩话术：十二月，贵州方面含含糊糊向朝廷大事轻报，说杨应龙“怙恶不悛，杀害官军”。
然而高务实的皇帝同学并不好忽悠，甚至一眼就看出其中必有猫腻，加急传旨要求贵州详细说明，知情不报或谎报军情者严惩不贷。贵州方面见盖子捂不住了，只好老老实实承认了这场败仗。
皇帝本来一门心思在伐元之上，结果伐元还没出战果，贵州先来了一场大败，让他气得压不住脾气。于是朱翊钧无视内阁和稀泥的惩戒措施，下旨将贵州巡抚江东之等一大帮官员全被罢官为民，以郭子章代任巡抚。同时，又将针对播州的战事交给了军力更强的四川方面处置——宋良佐也是那个时候被紧急派往四川的。
孙时泰这位军师既然是学“霸道”的，对于兵事自然相对比较在行，但不代表他就没有大局观了，因此面对杨应龙的发问，他立刻给于了回答。
孙时泰道：“太师，播州若与官军开战，影响极大，此事个中关系十分敏感。黔蜀两省已下定决心定要改土归流，若太师此时示弱，播州杨氏必被勒令归田务农，从此荣华不再。
此战不得不打，但太师切记，只此一战，战后当立即向朝廷立誓，恳求皇上开恩。能制止两省之人惟有皇上，此后应当谨慎行事，不可再授人以柄，至于后事，当徐徐图之。”
他这里称呼杨应龙为太师，与蒙古人称高务实等封疆大吏为太师不同，这里杨应龙的太师是因为他自称“嗣唐太师三十代孙”，意味着“老子祖上很阔”，孙时泰不过投其所好罢了。
这些年朝廷军威鼎盛，杨应龙还真没觉得自己能取代朱明，也不觉得能长期相抗，他的目的一直都是以进为退，保住家业罢了，于是点头称是。
孙时泰便问应龙准备如何部署，杨应龙答道：“宋良佐兵分三路，兵力分散，可各个击破。我可假意部署主力于一路虚张声势，而在娄山关暗藏伏兵，令人以诈降为诱饵，诱其主力，声东击西。明军主力一溃，其余散兵也将自行退去。届时和谈可也。”
孙时泰认为可行，又表现出师爷的专业，仔仔细细把杨应龙的这番布置细化了一下。孙先生张口即来，说的头头是道，让杨应龙非常满意。
然后杨应龙召集播州兵将，道：“黔蜀两省近来对我播州屡屡刁难，前次贵州之败不远，此次竟还敢擅自出兵犯我辖界。播州自唐宋元以来，战无不胜，尔曹历代先祖皆是播州英雄，也正因此，大明太祖皇帝才招揽我们归顺大明为苗疆土司，世代治理此地。
如今酷吏横行，未经朝廷准许向我们刀兵相向，为保播州一方安宁，本太师愿亲自上阵，击溃敌军。事后再向皇上陈奏，还以播州公道，还请诸位鼎力相助！”
杨应龙说罢，群情激昂。播州军此次也出动五千，弃关设伏。明军北路郭成率领五千余川兵尚不知情，径直行进；南路由王之翰一路万余明军已至播州险要娄山关附近，娄山关苗兵闻风即溃，明军轻易进占，当夜明军令所部于白石口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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