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在对明朝财政的看法上和后世主流观点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非常肯定明朝是“藏富于民”了——只不过明朝这个藏富于民不是朝廷主观意志上想藏，而是这个朝廷的最高统治者被忽悠瘸了，被动的藏富于民了，而且藏得十分严重，十分夸张。
严重也好，夸张也罢，用这样的词必然需要一个对比，但此时鞑清并不存在，况且鞑清是一个少数统治多数的畸形政权，有些方面不具备可比性，所以那就还是得拿前一个汉人王朝来做比才显得公平一些。
宋朝和明朝有一点毫无疑问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俩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国家，这虽然看似一句废话，但是很重要，后面要说。
对于国家的掌控力上，宋朝比明朝稍微强一点，无论户籍人口还是在册田亩数量都比明朝多，而且宋朝虽然养的官员看起来远多于明朝，但其实寄生于国家之上的特权阶层反而还少一点，所以宋朝在财政层面能挖的潜力更大。
在外部局势上，明朝的情况则要比宋朝好一点，它除极少数时代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大敌。
毕竟蒙古人自己都分裂了，力量非常不集中，对明朝造成的边患其实有限，真的就只能算是“边”患——所以当初俺答汗打进关内、逼近京师的时候，明廷才会那么惊讶与紧张，而其边臣、镇帅们也才会搞出那么多花式作死的名堂来。
为什么啊？因为大家实在是都没料到，前些年还奄奄一息的右翼蒙古在换了个汗王之后居然还真能诈尸。
所以，别看大明边疆时不时发生点战争，但其实规模都很小，万历以前的大明对外战争花费总体是较少的。而如果以当前高务实这近三十年折腾之后的情况来看，在日本、朝鲜、东南亚市场全面开发之后，大明能获取的外部资源也更多，如今的总体经济实力肯定不比宋朝差了。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在一个基础仍然是农业国的时代，朝廷的收入主要靠挖存量，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如今所谓的工业归根结底只能算手工业，而手工业真正直接创造的社会财富和工业革命之后由机器工业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这两者根本不能等量齐观。
第一次工业革命不用多解释吧，机器工厂替代手工工场，机器生产替代手工劳动，由于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化石能源的利用让人类的生产力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可惜的是，虽然高务实老早就把蒸汽机的原理传授出去了，但京华直到现在还是没把蒸汽机玩明白，所以他对于后世有段时间总把蒸汽机的大规模运用说得仿佛就靠瓦特灵光一现就完成了科技升级非常生气——人家瓦特明明只是改良，没有瓦特之前那些人扎下的基础，这蒸汽机哪有那么好搞啊？
总之，现在这个时代除了极少数国家靠抢劫打草谷或者坐地挖金银矿为生之外，大部分国家都还是得依靠榨取国内资源来维持。在这一点上，别说大明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有一个算一个，恐怕都不如宋朝有本事。
换句话说，只有宋朝才能稍微从有钱人手里拿走一点点利益，而其他朝代基本就都呵呵了。当然，在挖存量这个问题上，明朝的水平整体来看还算中等，门阀时代的东汉和隋唐可能才是真正的重灾区，这个暂时不提。
还是对比宋明两朝，举几个例子体会一下。
比如说盐税。北宋时，盐城、泰州一代的盐产量占到全国的一半左右，有数据说淮盐一年产量为90万引多一点，这样估计当时全国的盐产量大致在200万引左右。
一引就是116.5宋斤(注：这是据《宋史·通货志》记载，盐引每张领盐116.5斤，价6贯。)，折合149市斤。这样，北宋一年的盐产量大约是3亿斤。
宋朝朝廷把盐引卖给盐商，一引6贯钱，因为总共是200万引，所以得盐税1200万贯每年。已知北宋盐税峰值高达1300万贯，比这个理论值还高一点，可见北宋盐税征收还是比较靠谱的。
那么明朝的盐产量如何呢？按大明的“纲盐制”：持有盐引的商人按地区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或银六钱四厘，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
可见，大明每年盐产量是6亿斤，当时一斤折合后世596克，总量相当于后世的6.72亿斤，考虑到明朝实际人口比北宋增加了约一倍，那么盐产量也增加一倍，倒是正好吻合。
既然人口和产量等比差不多，那就看看最终收入吧。大明朝廷的盐税收入是：每引得银6两6钱4分，应得白银1328万两白银，但……实际上即便最多时，居然也只有250万两白银。
即，明朝明明生产了北宋两倍左右的盐，结果盐税收入却只有北宋的五分之一。两相比较，就盐这一个单项上，宋朝和明朝如果是生产同样多的盐，那么宋朝因此获得的财政收入差不多是明朝的十倍！
哦，顺便还得一说，北宋一斤盐零售价格大约在120文，明朝一斤盐很多时候是三钱白银，折合360文钱。
真是妙啊，在明朝实际收得的盐税只有宋朝等比十分之一的情况下，零售价反而是明朝比北宋高了三倍。
再说一个比较搞笑的事：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通常除了末代快完蛋时候刮地剥皮特别狠之外，其他和平年代的赋税，往往都会随着国家发展、人民富裕的同时大幅度减少，而这一条只有宋朝例外。
宋朝赋税是怎么个涨法这里篇幅所限就不介绍了，反正两宋三百年，几乎每隔几十年就能涨它一波，理由五花八门，总之就是涨涨涨，只能涨不能跌。
而其他朝代，比如以明代为例，洪武二十六年征粮2800万石，布匹120万匹，丝绢30万斤，钱钞钞766万贯，军屯两千万石，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实物税汇总加一块儿，怎么着也有七八千万贯的赋税了，和北宋中期差不多。
结果呢，到了弘治年间，天下征粮米1956万石，麦677万石，丝36700斤，布115万匹，钞8842万贯，杂课钞7300万贯，军屯粮食293万石……除了大明宝钞变多了之外，其他各项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
比如军屯只有洪武年的七分之一，丝是十分之一，总体赋税只及得上洪武朝的三分之二。你以为这就很惨了？不不不，这还算好的，因为又过了几十年，军屯干脆没有了，毛……不是，稻草都不剩一根。而等到嘉靖朝时候，已经只剩下弘治朝的三分之二，连洪武朝的一半都不到了。
你看，什么叫藏富于民，什么叫国贫民富？大明朝威武啊。
当然，后世还有个比较主流的说法，就是说在农税差不多，甚至明朝还强点的情况下，宋朝财政完全是靠商税来反杀明朝的。这话大致上是对的，但其中恐怕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些东西。
熙宁十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这是有明确记载的。
要知道，宋朝可没有大规模军屯存在，结果宋朝的农税收入也仅比明朝略低一点，而商税上呢？宋朝的商税比农税多出两倍多，反观明朝的商税嘛……不能说勃勃生机万物竟发，只能说微乎其微聊胜于无。
据后世保存下来的民间笔记记载，有松江布商孙克功贩布去北京，一路上要经过几十个关卡，每个关卡都有伸手要钱的人。一路上交税的额度数倍于货值，于是最后他只能高价贩布。
然而问题在于，彼时北京本地的布匹生意大部分是宫中太监私偷宫廷布匹外卖，成本极低，正规商人根本竞争不了，最后这位孙老板只能托庇于贵戚，开始做起了走私——因为托庇贵戚之后，吃拿卡要的人就少多了，甚至于基本没有。
所以说到这儿其实也就能解释京华早期为何崛起得那么迅猛了。京华的东家高务实是当时首辅高拱的侄儿，后两任首辅则一个是他的老师，一个是他的大舅。同时，他的合作伙伴不是公爷就是侯爷，再不济都是个伯爷，而且这些人还全是靖难系的，不是南京那批闲散勋贵。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阎王还是小鬼，有哪个能如此不长眼，吃拿卡要敢找到京华头上去？没了这批巨大的隐形支出，京华在商业上的竞争力自然不必多说。
同样的，这也就解释了当初高务实为什么坚持认为那帮勋贵虽然看似屁用没有，但却仍然要列为他第一批需要拉拢的盟友。
或许人家能力的确不咋地，可是这个世道从来不是光凭能力就能混得明白的。还是那句话，没后台的妖怪都被一棒打死了，凡是有后台的妖怪，都被主人带回去继续逍遥自在了。
西游记？大明官场现形记罢了。
只不过高务实出身好，这种龌龊事根本碰不到他而已——当然，他碰到的是另一些。
总而言之，对比宋明两朝，基本就能发现问题出在哪：那些关抄收税的胥吏们具体收了多少？收到哪去了？进了什么账？只有天知道。
真该好好表扬一下大明的胥吏，他们没有拿朝廷一文钱的俸禄，却始终任劳任怨，不跳槽、不跑路，安安心心的为大明朝——包括后来又为鞑清——收了好几百年的税。不得不说，这种枵腹从公的精神着实是……难以形容。
既然说到胥吏，干脆再多说两句。后世搞明史研究的人经常抱怨说明朝三班衙役的数量没法统计，这当然是事实，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编制，能统计出来才怪。
而且，大明朝大部分的胥吏其实连所谓的“三班衙役”都不是，他们只是“帮闲”，乃是官员(和太监)“自掏腰包”雇佣的编外人员——刚才高务实提到过。
这些人的实际数量恐怕十倍于三班衙役都不止。正是由于这伙人的存在，所以大明朝的赋税虽然从朝廷层面而言定得很低，但到了各个地方，实际上一点都不轻，要真是轻的话，也不会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本书前文曾经提到过明朝实际人口可能超过两亿，但有人表示不对，因为从史载来看只有五千多万。嗯……所以明朝两百年内地无大战，这人口居然和建国时期几乎一点没差？
实际是，朱元璋时代搞出的黄册与鱼鳞图册自从锁在南京那小岛上之后长期没人管，后来都差不多烂掉了，而之后的皇帝们没人有兴趣再搞一次全国普查——皇帝想搞也没用，官员们不会答应——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十分诡异的现象：朝廷公布的全国人口永远就在洪武标准上下浮动一点点。
注意，只能浮动一点点，绝对不能太多，而且是各省的人口变动都只能浮动一点点，因为一旦变化太多，那就要担心皇帝想起这茬之后可能调整税收了——这可万万使不得。
所以实际情况是，明朝实际人口至少应该是两倍于宋朝，但户籍人口不如宋朝户籍人口多，在册田亩也不如宋朝在册田亩多，至于隐户隐田，飞洒诡寄之类的破事则多的没法算。
按道理来说，明朝农税税基明明比宋朝低呀，可实际上，明朝农税在实际征收中比宋朝多……提高税率，压榨农民的本事，明朝的朝廷虽然没有，但明朝的官员、胥吏不仅有，而且大大的有。
所以，也不要再说什么明朝农民负担比宋朝轻了。人家宋朝的农税是小头，还有商税这个十全大补丸，而明朝上上下下几百万的皇室后代当时都指着农税过日子呢。要不是高务实前些年靠着自己的威望以及朱翊钧缺钱打仗，硬生生搞定了开藩禁这档子事，现在户部即便收了权，照样很多时候都一样要捉襟见肘。
所以高务实一贯认为，中央财政收入低，和赋税的基本税率高低关系并不大，关系大的是国家征税的执行层面，以及征收之后的审计监察层面。这就是他要为户部培养那么多懂财务的专业人员，以及单独设立审计署的原因所在。
至于说现在高务实提出要通过“三等制外爵”再次给官员提俸……这就要了解他的一贯为人了：先给了好处，接下去让你们干活才好开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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