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几天风平浪静。每天都有几个有关工作的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接，只管由记录电话录下了事。看来我的人缘尚未彻底衰落。我自己做饭，每天去涩谷街上看一次《一厢情愿》。正值春假，电影院虽然算不上满员，但也十分拥挤。观众几乎都是中学生。真正的大人恐怕只我一个。他们来电影院，只是为了目睹女主角或走红歌星的风采。至于电影的情节和水平如何，则全然不加理睬。每当他们心目中的影星出现时，便“叽里哇啦”地扯着嗓门大吼大叫，简直同野狗收容所里的光景一般。而出现的影星如果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便“吧唧吧唧”或“咔嘣咔嘣”地嘴里吃个不停，再不然就用尖利刺耳的声音骂不绝口——什么“缩回去”、“滚你的吧”之类。我心中不由闪过一念：要是一把火连电影院烧个干净岂不人心大快！
《一厢情愿》开始后，我定定地注视着片头字幕，里边果然用小字印有“喜喜”。
喜喜出场的镜头一完，我便走出影院，在街上漫步。路线和往日大致相同：原宿、神宫球场、青山墓地、表参道、仁丹大厦、涩谷。途中也有时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春天步履坚定地光临大地，到处洋溢着令人亲切的春天气息，地球顽强而有条不紊地继续绕太阳公转。神秘的宇宙！每当冬去春来，我都要思索一番宇宙的神秘性：为什么春天的气息岁岁相同呢？每年春天来临必定散发出这种气息——微妙，缥缈，若有若无，且年年如一。
街头巷尾，竟选宣传画泛滥成灾，且每张面孔都丑陋不堪。竞选宣传车也到处狂奔乱窜，根本听不清讲些什么，徒增噪音而已。我一边回想喜喜一边在街上不停地行走。这时间里，我发觉自己的双腿开始一点点恢复原有步调。步履变得轻松而踏实，而且大脑的运转也随之带有前所未有的机敏和锐气。尽管速度迟缓，但我确实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我目的明确，因而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步法。兆头不错。要跳要舞！想得再多也无济事于，关键是要步步落在实处，保持自身的体系与节奏，同时密切注意这股势头将把自己带往何处，我依然在这边的世界里。
3月末的四五天时间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过去了。表面上未取得任何进展。买东西，在厨房做几口饭菜，去电影院看《一厢情愿》，长时间散步。回到家里便打开录音电话来听，内容全是工作方面的。夜晚一个人看书喝酒。每天都这样循环反复。如此日复一日，迎来了因艾略特的诗歌和康特-贝西的演奏而出名的4月。深夜自斟自饮之时，便不由想起同山羊咪咪的那场欢娱，那次扫雪。那是奇特而独立的记忆，同任何场所也不相接，同任何人也不相连，无论五反田还是喜喜。它恍若一幕栩栩如生的梦。尽管连任何细节都记得真真切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现实还要鲜明，然而归终不同任何存在发生关联。但对于我，则似乎求之不得。那是在极其有限形式下的心灵契合，是两人同心协力对逻想式幻觉的珍惜。那仿佛像是在说别拘柬大家都是朋友的微笑，那野营之晨，那声“正是。”
我开始想像五反田同喜喜困觉的场景。难道她也像咪咪那样为五反田提供富有刺激性的服务？或者说那种服务是该俱乐部所属女孩儿作为职业基本技能而掌握的专利？抑或是惟独咪咪的个人发明呢？我不得而知，也不便向五反田请教。和我同居时，总的说来喜喜在性方面是被动的。我每次抱她，她是温顺地予以配合，但从来不曾主动出击，或做出某种积极的表示。被我怀抱之时，我感到喜喜是瘫软的，将全副身心沉浸在欢娱之中。我对此也未曾有过不满足。因为尽情地搂她抱她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对我这已足够了。所以我怎么也想像不好她向别人——例如五反田——积极提供技艺高超的性服务的场面。当然，这也许是因为我想像力贫乏的缘故。
妓女对私生活和职业上两方面的性活动是怎样区分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全然揣度不出。如同我向五反田说过的那样，这以前我一次也没同妓女睡过。我同喜喜睡过，喜喜是妓女。但我当时并非同作为妓女的喜喜睡，而是同作为个人的喜喜睡。与此相反，就咪咪来说，我是同作为妓女的咪咪睡，而并非同作为个人的咪咪睡，所以即使把二者加以对比，恐怕也没多大意思。这一问题越是深究越是费解。说起来，性活动这东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精神上的，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技术上的呢？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真情，多大程度上属于做戏呢？充分的事先爱抚是发自精神，还是出于技巧呢？喜喜果真是沉浸在同我交欢的快感之中吗？她在电影中是真的在表演技巧，还是由于五反田手指抚摸背部而心荡神迷呢？
真相与假相交相混淆。
譬如五反田。他的医生形象不过是假相，却比真正的医生还要像模像样，还要使人信赖。
而我的假相又是什么呢？我身上有没有呢？
要跳要舞，羊男说，而且要跳得优美动人，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既然要使大家心悦诚服，那么我恐怕也该具有假相才是。果真如此，大家能对我的假相心悦诚服吗？也许能的，我想。但又有谁肯对我的真相心悦诚服呢？
睡意袭来，我用水冲冲杯子，刷牙睡觉。待睁眼醒来，已是第二天。一天天倏忽过去，开始迎来4月，迎来4月上旬——比托尔曼的文章还要纤弱细腻、流转不居、多情善感、风光明媚的朝朝暮暮。上午，我去纪国屋商场买调配妥当的青菜，买一打罐装啤酒和三瓶葡萄酒，买咖啡豆，买用来做三明治的熏鲑鱼，买豆酱和豆腐。回到家里，打开录音电话一听，里面出来雪的声音。她用无所谓有气无力或无气有力的声音说12点再打一次电话，让我在家等候，随即咔一声挂断电话。这咔的一声大概对她来说是一种身体语言。钟已指向11时20分，我去厨房煮了一杯又浓又热的咖啡，坐在床沿一边喝一边翻阅新出版的埃德-麦克贝恩的系列推理小说，早在10年以前我便下决心不再读这玩艺儿，但每次有新书出来，又总是买回一本。就算是惰性，10年时间也未免太长了点。12点5分，电话打来——雪的。
“还好？”她问。
“好得很。”
“现在做什么呢？”
“正准备做午饭。把早已调配妥当的脆生生的莴苣和熏鲑鱼切得像剃刀刃一样薄，再加冷水浸过的洋葱和芥末做三明治来吃。纪国屋的黄油很适合用来做这东西。弄得好，说不定可以赶上神户三明治熟食店里的熏鲑鱼三明治的味道。也有时候弄糟。但凡事只要树立目标并加以不屈不挠地努力，总会取得成功。”
“傻气！”
“不过味道极好。”我说，“不信去问蜜蜂，去问三叶草好了。真的可口无比。”
“什么呀，你说的？干吗扯到蜜蜂和三叶草？”
“比如嘛。”
“瞧你这人！”雪叹着气说，“你要多少长大些才行，34岁了吧？在我眼里却有点傻里傻气。”
“是叫我世俗化不成？”
“想去兜风，”她不理会我的提问，“今天傍晚有空？”
“想必有空。”我想了想说。
“5点钟来赤坂公寓接我。位置还记得？”
“记得。”我说，“喂喂，你一直呆在那里，一个人？”
“是啊，回箱根也什么都没有。家里空空荡荡，又在山顶尖。那种地方不愿意一个人回去，还是这儿有意思。”
“妈妈呢？还没回来？”
“不晓得，谁晓得她。杳无音信。也许还在加德满都吧！所以我不是说了么，那个人根本指望不得，天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花钱呢？”
“钱没问题，现钞随我使用，把妈妈的钱一张张从钱包里抽走就是。她那人，钞票少几张根本觉察不到。况且我也得自卫嘛，总不能坐以待毙。她就是那种神经兮兮的人，没什么奇怪。你不那样认为？”
我避而不答，搪塞说：“饭吃得可好？”
“吃啊。这叫什么话，不吃饭岂不死了？”
“我是问你吃得可好？”
雪清了清嗓子说：“干炸鸡肉、汉堡牛肉饼、葡萄干软饼，还有热气腾腾的盒饭。”
低营养食品。
“5点去接你。”我说，“去吃点正经东西。你那饮食生活实在太马虎。思春期女孩儿应该吃得像样些。那种生活时间长了，长大要月经不调的，当然你可以说调不调是你自己的事，问题是，你要是月经不调，周围人都跟着倒霉，也该为周围人着想着想才是。”
“傻气。”雪低声道。
“对了，要是你不讨厌的话，把你赤坂公寓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吗？”
“为什么？”
“眼下这种单线联系是不公正的。你知道我的电话，我却不知道你的。你高兴时可以打电话给我，我高兴时却不能打电话给你，这不公平。再说比如今天这场约会，一旦有急事要变更，联系不上就大不方便。”
她略微犹豫似的哼了哼鼻子，归终还是把号码告诉了我。我记在手册通讯录中五反田的下边。
“不过可别随意变更哟，”雪说，“那种风风火火的人有妈妈一个就足够了。”
“放心，我不会随意变更，不骗你。不信你去问蝴蝶、去问苜蓿好了。像我这样严格守约的人怕没有几个。当然喽，世上有突发事故的存在，就是说会突然发生始料未及的事，世界毕竟广大而复杂。那时我也许应付不了，如果同你联系不上就非常狼狈。我说的你可明白？”
“突发事故。”她重复道。
“晴天霹雳。”
“最好别发生。”雪说。
“但愿如此。”
然而确实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