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展开幕的当天，《小偷家族》上午十点在波茨坦广场首映。
北野武有点牢骚：“将一部日本片放在波茨坦广场放映，好像有些不吉利。”
四五年德国投降，日本还头硬，中美英三国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发了个公告，促令小鬼子无条件投降。
小鬼子不听不听就不听，于是美国老大哥给他们送了两次温暖，从此波茨坦三个字对日本人如同魔咒梦魇，只要他们拜鬼，中国必提。
既然如此，那波茨坦对苏长青来说就应该是福地了。
所谓的首映礼十分简单，没有红毯，北野武和苏长青等所有主创人员在影院门口横排成两行，媒体一阵闪光灯拍了照，连提问环节都没有，然后就开放观众入场了。
这也没办法，许多电影都在这首映的，两百个首映礼主办方没法张罗，想铺红毯搞排场，门都没有。
另外影展也是订货交易会，大量片商会到此看片选货，也没时间和耐心参与繁文缛节，惹毛了他们可能就不看不买了。
到了现场，苏长青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多，欧洲各国的电影爱好者都聚到了德国几条街区内，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要举行足球比赛。
还有个感受就是冷，二月的柏林气温基本在零下，苏长青只穿西装打领结，虽然商场里有暖气，还是觉得冷飕飕。
梅露兰·多拉九点半就来了，米色套装外披着一件暗红色的大衣，还真和梅兰这名字挺般配。
苏长青把她介绍给北野武，但没提她是美国人：“这位是梅兰，我的德国远房亲戚。”
见苏长青与梅露兰·多拉用中文交谈，北野武握手之后有些懵逼：“你开玩笑的吧？”
“不算开玩笑，真有点血缘关系，具体多少就说不清了。”
“我看就是开玩笑，好像通过六个人，咱们俩也能扯上关系。”
通过六个人扯上的是社会关系，而且这说法未经普遍验证。
“不用通过别人，我叫你大哥就是了。”
“混蛋，我是长辈。”
梅露兰·多拉听不懂日语，优雅地微笑点头。
北野武才不在乎梅露兰·多拉是谁，简单的首映礼后按照惯例，全体主创陪同观众看了第一场电影。
主参赛单元的影片经过了筛选，关注度比较高，放映厅坐得满满腾腾。
放映期间很安静，毕竟普通的观众较少，里面一多半是同行观摩，或者片商看片选片，即便有人说点什么苏长青也听不懂。
放映一开始，梅露兰·多拉很自然就握住了苏长青的手，然后选了个舒服的姿势，半个身子都靠着他。
苏长青与北野武对视了一眼。
苏长青：“从小惯的。”
“看得出来。”
可能交换电话号码煲电话粥对美国妞真有特别含义，苏长青没料到梅露兰·多拉变化这么快，不然昨晚也不邀请了。
北野武是知道他和八幡晴美关系的，苏长青有种当着大舅子泡妞的尴尬感。
其实苏长青也无奈，重生以后他没泡过妞，都是妞泡他，而且基本都很老套地发生在电影院，也算是献身在岗位上。
电影放映到大半时，梅露兰·多拉在苏长青耳边说：“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呼吸热乎乎的，这电影不催情吧？
影片放映结束，所有人起立鼓掌，主创人员鞠躬感谢。
掌声很热烈，看得出大家都被感动了，不过面对几个亚洲人，观众们谁也说不出什么，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鼓一会就散了。
北野武松了口气：“冻死我了，必须得回去冲个热水澡。”
几个日本人都冻够呛，一窝蜂哆哆嗦嗦回酒店了。
苏长青也很冷，好在波茨坦广场是个吃喝玩乐一体的综合性商城，赶紧找家男装店买了件合适的大衣。
早上出门的时候苏长青建议过带大衣，首映礼时不方便可以请专门的人保管，搞完了仪式就穿上。
然而大家还是受了同住在丽景酒店其他欧洲影人的误导，看他们穿很少于是都不好意思带，结果冻出鼻涕泡。
为了在日本人面前不跌份，苏长青也没带大衣，来波茨坦广场的路上还问过北野武：“听说你们小时候故意穿很少的衣服，在冰天雪地中锻炼意志和体魄，是不是特别不怕冷？”
结果北野武眼睛瞪老大：“谁说的？我小的时候缺医少药，冻出肺炎是会死掉的，日本人又不是傻瓜，怎么会故意做这种事？”
人云亦云真害死人，苏长青明知日吹文章不靠谱，可关键时刻反弱智还是不够坚定。
他当然可以回酒店拿大衣，不过距离太远了，带着梅露兰·多拉回去也容易引起误会。
苏长青不怕别人误会，而是担心梅露兰·多拉可能误会是带她回去进入主题的。
这有些唐突，如果她感觉被冒犯，苏长青很冤枉。
如果没感觉被冒犯，那关系可能就复杂化了，万一以后感情上满足不了她的要求，会直接影响到事业发展。
梅露兰·多拉看完电影一直很兴奋，拉着苏长青越过几条街，进了一家巴伐利亚风格的餐厅。
服务员都是金发姑娘，扎成两条辫子，穿着巴伐利亚围裙，脸颊红扑扑，健康高壮。
梅露兰·多拉点了啤酒，然后猪脚香肠等等肉食上了满满一大盘。
她告诉苏长青：“这些德国姑娘的围裙结位置可是大有玄机，蝴蝶结系在左前侧意味着单身，系在右前侧表示已经订婚或已婚，如果系在正中间那才是单身，倘若喜欢的话，你就可以请她喝一杯。”
“我喝不过她们。”
茜茜公主就是巴伐利亚姑娘，苏长青小时候就看过电影，真是漂亮得很，其他的也就算了。
餐厅里很热闹，隔壁几桌德国人梁山好汉似的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苏长青胃口不大，只能用聊天填充时间。
梅露兰·多拉盛赞《小偷家族》很感人也很深刻，最后问苏长青：“这么好的故事，为什么写成日本社会，直接拍成中国电影不好吗？”
苏长青几大口啤酒下去透心凉，摇了摇头：“不好，这个故事只适合日本。”
“为什么，这是个很感人的故事，放在哪都一样。”
价值观不同最好别深谈这类问题，基本谈不下去，还破坏气氛。
苏长青慢慢地将猪蹄上的肉分离下来：“我比较了解日本社会，放在那最合适。”
之前他和杜可可也探讨过这个问题，记得当时说：“我不觉得这故事感人，反而令人透心凉。”
杜可可也有些意外：“为何这么说？”
“影片中的六个人蝼蚁般生活在逼仄的房间里，冬天瑟瑟发抖，夏天汗水涔涔，吃偷来的食物，用偷来的香波，温暖感人在哪里？
女大学生与风俗店里与客人拥抱流泪，惯偷犯男人教捡来的孩子叫自己爸爸，所有人像一家人一样整整齐齐地坐在屋檐下仰望烟花，这真是温馨吗？
他们活在孤岛上一般与世界脱离，自称父亲的男人躺在那吊儿郎当地说笑：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安于苟且，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这部电影没有多少社会批判，试图通过温情来逃避问题，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叙事角度。
我们国家或许有比这更不堪的情况，但绝不应该对民众煽动这样的情怀，更不该引导民众习惯并喜爱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不在国内拍。”
杜可可给了苏长青一个评价：“杞人忧天，装腔作势。”
吃了两个猪蹄，喝了一大杯啤酒，梅露兰·多拉的眼睛更亮了：“下午你有什么安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