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日游”，收获很大，钱大勇兴奋不已，但打击“欺行霸市”行动属于绝密，只能坐在后排一个人偷着乐。
丁新强收获也不小，至少可排除死者丈夫林国生的嫌疑，可是从发现吕璐在其租住的小区遇害到现在近40个小时，侦破工作却迟迟没有进展，既焦急又郁闷甚至有那么点沮丧。
他无精打采地靠在车窗边，给分局刑侦副局长薛思宇打电话，通报下午在香港了解到的情况。
“林国生看到死者照片时很震惊，事先应该不知情，不太像装出来的。说他跟吕璐关系时很坦荡，不是很紧张。他坚称吕璐被杀与他无关，有不在场证明，为自证清白甚至愿意接受测谎……”
薛思宇跟刑警大队长黄建峰对视了一眼，追问道：“丁大，他既然知道吕璐不是一个好女人，为什么不离婚，难道仅仅担心吕璐跑香港去闹，会让他丢脸？”
“有这方面原因，虽然他没明说，但从话里言间能听出他有另一个顾虑。他跟朋友一起在内地的工厂效益不好，去年底关闭了。在香港有三个店，全是经营服装的，一个由女儿打理，两个由他儿子打理，规模并不大，与其说是服装店不如说是服装摊。”
“他不是什么大老板？”
“算不上大老板，正因为不是很有钱，所以担心一旦提出离婚吕璐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分割财产。吕璐虽然没给他生孩子，但终究是他的合法妻子，真要是闹上法庭，法官肯定会多多少少判一点给吕璐。”
“他一分也不想给，于是选择逃避？”
“他知道拖下去不是事，做了很多准备，比如把三个店和房产转到子女名下，存款估计也给了家人。不再过问生意上的事，整天跟一帮香港老头喝喝茶或钓钓鱼。”
……
丁新强语气带着几分失落，估计电话那头的薛思宇心情也好不到哪儿去。
韩博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南河等好几个省份明确提出“命案必破”，现发命案破获率都是%乃至100%，可以说命案破获率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公安局有没有成绩的考评标准。
深正什么地方，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经济特区，是比一般副省级城市更受中央重视的计划单列市！
命案破获率上不去，内地城市尤其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安局，可以说办案经费紧张、警力严重不足，深正市局能找这样的借口吗？
答案是否定的，显然不能。
要级别给你级别，要编制给你编制，政法专项编制不够甚至可以超编，这几年入警的许多民警都是参公管理的。相比千万级的人口基数，办案经费尽管依然紧张，但比内部省份的兄弟市局要宽裕多了。
其它不谈，光刑侦局技术处那些检验鉴定的仪器设备，放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先进的。
如果这一起破不了，如果下半年再发生几起侦破不了的命案，市局在现发命案破获率这一指标上不仅无法与其他省市的兄弟市局相提并论，甚至达不到公安部要求的80%的“及格线”！
一秀遮百丑，一丑同样能遮百秀。
人命关天，命案侦破工作干不好，上级才不会管你破过多少起其它刑事案件，干过多少其它工作，关局去省厅乃至去公安部开会或许都不好意思提“深正CID”，不好意思再提“深正CID”的“背包精神”。
作为刑侦局副局长，韩博一样有压力，沉默了片刻，突然睁开双眼：“丁大，通知命案中队，晚上再勘查一次现场，让同志们先过去，我们等会儿在现场汇合。”
“是。”丁新强拿起手机，又忍不住问：“韩局，要不要通知分局？”
“分局工作那么多，薛局不能扑在一个案子上，通知重案中队，负责侦破的一线民警去就行了。”
“好的。”
不知不觉，商务车已驶进深正市区，韩博看看外面排着长队等候过关的汽车，正打算给妻子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今天可能又要晚点回去，手机突然响了，关星伟打来的。
“大哥，在什么位置，回去没有？”
“回来了，刚过关。”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韩博分得很清，调整了一下心情，半开玩笑地问：“知道我去了都不露面，整整躲了我一天，是不是良心不安，准备请我吃晚饭？”
“谁躲你了，我也很忙好不好。再说我都快跳槽了，用得着避嫌吗？”
关星伟把装满个人物品的纸箱搁在汽车引擎盖上，摁了一下遥控器，打开轿车后门，又下意识摸了摸蓝牙耳机，扶着车门笑道：“我就是打电话问问，别说你已经回去了，就算没回去也没时间请你吃饭，晚上有活动，打算带亚男去凑凑热闹。”
“什么活动？”韩博好奇地问。
“慈善晚宴，先吃饭，吃完饭还有慈善拍卖，新老板给的邀请函，去得全是社会贤达，好像还有大明星，需不需要帮你管他们要签名？”
慈善晚宴和慈善拍卖在内地真是一个新鲜事，堪称一个崭新的“舶来品”，但在西方国家和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却非常流行，可以说是一种上流社会的社交方式。
尽管老韩家有点钱，但韩博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上流人士，对这些不是很感兴趣，更过了追星的年龄，不禁调侃道：“这是炫耀么，是不是代表着你关星伟从此步入上流社会，成为上流人士？”
“我有资格炫耀吗，主要是亚男想去看看明星凑凑热闹，不过我对艺术品拍卖倒是挺感兴趣的。”
能在香港警队混到警司的没一盏省油的灯，能从警队跳到炙手可热的金管局更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妹夫”不是一两点鬼，韩博不认为他打这个电话仅仅是向自己炫耀，若有所思地问：“艺术品拍卖，什么意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大哥”果然厉害，一下子就听出言外之意。
关星伟把纸箱塞进车里，钻进驾驶室若无其事地说：“《泰晤士报》前年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有效问卷140万份，产生的一份‘20世纪200位最伟大艺术家’名单中中国无一人入选，日本入选4位，然而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却达到日本艺术家的10倍，这是不是很反常？”
他是专门从事“反洗钱”的，而且一干十几年，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
韩博习惯性摸摸鼻子，低声道：“接着说。”
“如果让我开列容易成为洗钱工具的艺术家名单，我会把市场价格超过100万人民币或港元的艺术家全部列入，包括当代艺术家和近现代国画大师，这份名单至少在100人以上。”
“绘画？”
“绘画容易携带，易于洗钱，而雕塑尤其大型雕塑之类的艺术品就没那么方便。公开报道显示，一位内地艺术家在加拿大想出手13座大型雕塑，价格从500万元降到150万元都没人愿意买，可是他的油画在香港却能拍出几千万港元的天价！”
艺术品有许多特点，决定了它适于洗钱。
首先是价值认定没有权威机构也没有估价标准，可以轻易炒上天价。国内有一个家伙仿造了一件“金缕玉衣”，被几位知名的业内专家评估为24亿元，若不是买家因为诈骗被调查，谁能推翻那五位顶级专家的估价？
在国内，艺术品的价格完全在于买家愿意出多少钱，因此价格容易操纵，前段时间有一幅画刚拍完，买家控制的公司就以此作抵押品，豪圈了亿元的信托资金。
其次是天价艺术品交易不透明！
要洗钱必须把普通艺术品炒成天价，而国内《拍卖法》规定，拍卖公司有权利对买卖双方的真实资料保密。《反洗钱法》主要是监控金融机构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但不涉及对可疑的天价艺术品交易进行调查，留下了监管的空白。
再就是艺术品容易跨国交易和转移。
国内用来洗钱的艺术品主要是油画、国画这些便于携带和转移的类型，并且容易进行更隐蔽的跨国操控，将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在两三年内从十几万元炒到几千万元。前不久一位国内的知名画家卷入查税风暴，爆出其在纽约拍卖场操控自己的作品价格。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谁是他的幕后老板，他在为谁做局？
但韩博现在关心的不是艺术品洗钱，而是想到吕璐被杀案中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案发现场的阳台角落里摆着一幅油画，靠墙摆放的，不是印刷品，是手绘的，没画完也没装裱。
吕璐显然不是一个画家，也不太可能有如此高雅的爱好。
那幅画是谁画的，怎么会出现在现场，画油画的人与死者又是什么关系？
想到这些，韩博三言两语挂断“妹夫”电话，猛地回头问：“丁大，打电话问问分局，吕璐案房东和前一个租客的情况查清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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