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孙坚后，孙策很快也辞别孙静及一众宗族，返回秣陵。
首相张纮和计相虞翻正在筹建秣陵。虞翻提出了修改意见后，张纮也不敢大意，再次勘察整个拟建都城的整个区域，还请了精通风水的同道来参谋。
这位同道不是旁人，正是襄阳学院的祭酒蔡邕。蔡邕是个通才，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还通晓各种秘术，比如图谶，对地理也有相当的造诣，据说读过传自黄石公的《青囊经》残本，灵不灵不清楚，反正说起来头头是道。
他说那一套玄而又玄的理念，孙策没听懂，只听懂了一个意思：秣陵王气已经被秦始皇掘断，不宜作为王都，否则国祚不久。至于疾疫，秣陵的确有郁结之气，可是有秦淮河疏通其间，只要人口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发生疾疫的可能性不大。
孙策不相信蔡邕的理论，但是他承认蔡邕的结果有一定的科学性。所谓疾疫，很多时候都和人口有关。人口多了，卫生状况堪忧，传染病就容易发作，相互感染，形成所谓的疾疫。如果医疗卫生做得到位，即使是大都市，出现大规模疾疫的可能性也不大。
参考了蔡邕的建议后，张纮和虞翻统一了意见，建议在金陵邑的旧址营建新城。
金陵邑是楚国灭越之后营建的军事要塞，就建在沿江的台地上。这片台地是一片本地不多见的石质山地，又称为石头山。石头山北临大江，西临秦淮，水路交通极其便利。正对着石头山的江心有一片江心洲，将大江一隔为二，主江可供百姓船只来往，夹江可停泊水师战船和官府的船只，互不干扰。在东侧，有玄武湖可供战船长期停泊、训练。
孙策听取了汇报之后，同意了他们的建议。这没什么好怀疑的，地理条件就是如此，这些人又是当世人杰，尤其是有了几年的实践经验，做出的决定必然是最合理的那一个。孙策唯一的意见就是不要急，一来秣陵终究是临时都城，不会是长久之计，没必要太花心思。二来三线作战，财政困难，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花在营建城邑上不合时宜。
毕竟现在的形势不同，他不需要依赖秣陵对抗中原。
张纮、虞翻都同意孙策的决定，除了石头城之外，暂时不考虑其他的建筑。即使是石头城也不打算建得规模太大，有几座宫殿，符合孙策的吴王身份就行。
石头城还在图纸上，孙策邀蔡邕到汤山别苑小住。
再次见到孙策，蔡邕心情很好。这些年他在襄阳著史，进展顺利，初稿已经完成大半，相关的志书已经全部完成了。只是蔡琰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说他所著的史书与孙策期望的史书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写完了，付刊印行的可能性也不大。这让他心里有些不安，借着这次机会，他想和孙策见个面，交换一下意见。
孙策看完了蔡邕带来的目录和一部分书稿，考虑了很久时间，又和张纮、虞翻等人反复商量，最后做出决定：蔡邕还按原计划完成史书，他已经六十六岁了，还有没有精力重来一遍实在是个问题。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虽然与孙策期望的还有一些距离，却也无愧于一部良史。既然写出来了，就应该印行天下。这部书完成之后，如果他还有精力完成改版，到时候再印就是了。如今印书成本大幅度下降，多印一两部书并不是太大的问题。新旧两部史相对照，白纸黑字，也能记载这个时代的变迁，让后人有更确切的感受。
蔡邕如释重负，心情大好。他主动提及了新版的计划。他虽然在襄阳著史，却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作为有名的大儒，各郡县出版新书都会送一份给他，不少学问争论还需要他仲裁，因此他对学术界的动向一清二楚，就连杨彪、黄琬还在撰写中的官制史稿都如数家珍，对孙策的希望早有领会。
“大王所求者，道也。”蔡邕如是说，自信满满。“先天地而生的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不以人心为转移的道，是为道学。”
张纮听了蔡邕的意见后，有些担心。“会不会与道家学说相混，让人误以为是《淮南子》一类。”一边说，他一边看了孙策一眼。
孙策心领神会。张纮考虑的不仅是学术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刘安召集门客著《淮南子》是有政治目的的，刘安后来也成了谋逆的藩王。谋逆也就罢了，关键是他还失败了。如果将他提倡的学说命为道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刘安，也会让人觉得他孙策就是刘安的翻版，不吉利。
蔡邕显然深谙此道，抚着胡须，面露得意之色。“此道学非彼道学，《淮南子》不过是一群门客的文集，且不说那些人是不是真正的学者，其书内容也不统一，不过各说各话罢了，互相矛盾之处不一而足，只可称为汇编，不能称为新学。大王提倡新学，却不唯古，不唯贤，唯道是从，上下而求索，直追道之本原。道者，众妙之门，玄之又玄，我觉得可以称为玄学。”
孙策愕然，怎么折腾了半天，又回到玄学上去了？
“大王以为不妥？”蔡邕看起来有些意外。
孙策没吭声，转向张纮。张纮却觉得不错。“玄学好，幽而远，小而隐，环环相扣，有上古结绳计数之象，乃是文明之始，溯本求源，可以将儒道及百家一举囊括，撷采百家精华，再开新风。”
孙策仔细想了想，也觉得张纮说得有理。他对玄学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觉得玄学就是不切实际的学问，实际上真正的玄学并非如此，开始是有抛弃儒学之繁缛，返本清源的用意在内，也就是他所做的，蔡邕所说的求本源之道。只是后来魏晋政局动荡，司马氏得位不正，刻意打压士林，这才将玄学引入歧路。
玄学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学风发展到汉末，读书人意识到儒学出现了偏差，自觉的进行反省、纠偏的趋势所然。他的出现并不是逆转趋势，而是往其中添加了一些唯实的因素，甚至可以说，他为玄学的出现提供了助力，让玄学提前几十年出现了。
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蔡邕提出这个名词，提倡新学风，总比他一个半文盲更有号召力、说服力。连蔡邕这样的老学者都可以改变思路，主动求新求变，不正是他期望的结果么。
“蔡公不愧是当代通儒，一语破的。”孙策笑眯眯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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