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府议案不断被国民党控制的国会否决，越来越显得没有耐性的张作霖又露出老东北军的匪气来。他电令人民党分驻在各省的党政军高层“提高警觉，妥善布置，要一声令下即全面清除各地的反对势力，为此不惜用武力的办法”。
依他的脾性，这个国会也要解散并且需“依法重新选举”。
不过张汉卿可不愿意难得的政治局面因此受波及，他极力阻止乃父，并对外界谦逊地表示“人民党和人民政|府愿意倾听议员们的呼声，让中国的皿煮化进程日趋完善。”
当然在私下，他指示中|央调查部：“努力盯好国民党籍及其它势力议员的一举一动，发掘任何可以被弹劾的证据。”
根据《国会选举法》与《国会组织法》，国会议员都应该是独立行使立法权力，不得接受任何政治团体的献金，当然无论什么时代这种事情都无法避免，但是人民党作为执政|党，有着充足、正当的资金来源，不怕查。
为了从根基上切断反对派系的资金来源，张汉卿使用了合法的手段：联合中国银行、工商、税务、海关、财政、交通等部，对反对派赖以支撑的财政体系进行调查及清剿。
另一方面，他的脑海里也不时冒出用“运动”的办法解决一批人，虽然在心底上他还是倾向于用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手段而非流血的方式重新进行一场革命。
当然，仿照北方斯大林所正在进行的“大清洗”和后世的“三反”、“五反”甚至“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不但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的反对派，还可以容易地在中国抹去国民党这个大党。但是这些被后世严重诟病的作法，基本上只能停留在脑海里而根本不会付诸实施。
不过他的这些想法，仍然不时地在会见高参时作为玩笑提及。
冒着淅淅的江南细雨，宋美龄以祭父为名重回上海。在宋家，宋美龄见到了父亲生前的老朋友及宋家生意上的伙伴们，以及在后来民国政坛上赫赫有名的大姐夫孔祥熙。
商人的嗅觉是灵敏的，逐利避害是他们的本能。从梅雨季节起，在沪上，就有了中|央要清除反对派系财政供应链的说法。首先对此表示关切的是江浙财团。
作为在民国政坛活跃了几十年的后来演变成为官商勾结的有特色的政治经济集团之一，江浙财团在促成国民党正史上的地位的作用上是不可轻视的。
孙逸仙能够一直与北洋政|府分廷抗礼、蒋介石后来能够最终打败各系从而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国民党总裁，与江浙财团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甚至最后形成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也是在这个集团基础上演化的。
当然，现在的江浙财团，还远没有能够成为历史上那样的政治力量，但是通过经济从而影响政治的动作已经在进行。
因为奉系及人民军系的强大，江浙财团还没能公开作国民党的后盾，有时在场面上还要为人民党锦上添花，但是骨子里，代表中国民营资本家的这个财团，和人民党所强调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是格格不入的。
虽然人民党也出台了诸多鼓励民间资本和私营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种政策的倾斜始终不能如达到他们的企及。
反而是国民党，由于处在参政|党地位，他们没有能力得到国家财力的支持，为了拉拢这股重要的民间力量，所以对江浙财团等重要经济支柱许诺了许多，其筹码远超出人民党所能给予的。
出于张汉卿在上海滩曾经的雷霆举动的担忧，以及人民政|府在经济政治上雄厚实力的压力，又让这些力量更紧抱了国民党的大腿，当然这国民党，是指以孙夫人宋庆龄为代表的宋家和以乃姐为代表的孔家。
宋庆龄是占了道义的制高点，而乃姐宋蔼龄，特别是大姐夫孔祥熙，是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代言人。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他在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
在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样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
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买办商人，赚了第一桶金。
在“二次革命”时，他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逸仙处理文书函电，从而在孙逸仙心中留下很好的印象。
那时，宋霭龄是孙逸仙的英文秘书，孔宋接触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在在佩服”。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婚。
婚后，宋霭龄向孙逸仙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这才有孙、宋之结合，并给了宋家政治上地位的巨大提升的机会。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
除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担任督军公署参议后，对阎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曾给予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
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他的能力让阎锡山侧目，也通过努力达成许多阎的目标，从而博得阎的依赖，在山西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
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县灾情严重衰鸿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又吝于拔毛。
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灾民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渡过灾荒，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1925年初，为解决国是北上的孙逸仙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孙逸仙逝世后，孔担任孙逸仙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
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灵事宜，孔曾应邀短暂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不过位置还没有做热，就因党内排斥不得不辞去。
说来话长，以孔祥熙的实力，和宋家的关系，俨然在国民党内也是一方大佬，虽然比不上汪、胡、廖三位，却也不会是随便被人排挤的角色。可是当对手是国民党内“根正苗红”的汪精卫和政治观点完全相对的胡汉民时，他却不得不败下阵来。
孙逸仙逝世后，揭起他大旗的孙夫人义无反顾地成为“联俄联奉”的号手。孔祥熙虽然不信奉人民党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一套，但由于和宋家连襟的关系，他不可避免地被盖上左派的印章。除了姻亲这一砝码，他在政治上毫无手段，因此被排斥在国民党核心决策层外是毫不稀奇的。
汪精卫得势后，他4月份担任的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7月份便被拿了下来。要不是顾忌着他与国民党重要经济支柱的江浙财阀关系深厚，连国民党财政部长和中|央委员的头衔都会被一撸到底。
能否径换门庭、转投到汪精卫一面？答案是否定的。作为烙上宋系印记的孔祥熙，不但清楚宋家的力量，还清楚地明白，反复无常只会彻底葬送他的政治前途。
但是孙逸仙威望再大，也是过去的事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影响力也在下降。此消彼涨之下，对孔、宋两家是不利的。现在，是该找靠山的时候了。不过，谁才是最佳的选择呢？
仿佛心有灵犀，他意念到处，宋美龄出现了。
凭心而论，对于这位妻妹，孔祥熙是报着敬佩的心情的。她虽然温婉柔和，却巾帼不让须眉，在大事上鲜有小手笔。是她，主动要在少帅处理“五卅惨案”时现身，从而引起这位权倾天下的太子的关注，并顺利挤身少帅身边亲信人员之列，担任重要的秘书工作并与之留下许多传说。
靠着这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上海，黑白两道无不“手下留情”，孔、宋两家的生意也顺畅了许多。
如今，在决定存亡的关口，三小姐星夜返沪，一定不像她对外所说的“祭父”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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