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其实很容易被自己的习惯所束缚，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只要不是到了王朝的末期，人们总是拒绝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哪怕有人鼓吹这种改变能够让他们生活的更好，也很少人会去响应，这就是小农经济社会的顽固性。
但是从万历末年以来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加上朝中执政大臣们的不断斗争，使得大明百姓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从而促使他们的生活习惯进行了变化。
从万历末年到天启末年，这三位皇帝的期间，他们面对的就是一个不断恶化的社会环境，对于这样的变化他们大多选择了默默忍受下去，期待自己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
到了新皇帝登基之后，这种不断走下坡路的日子算是渐渐看到了尽头，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比过去更为主动和激烈的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虽然并不能改变大明底层百姓依旧在付出最大牺牲的现实，但是这种社会变革终于让社会上层人士也开始了牺牲和付出，从而稍稍减轻了底层百姓的痛苦。
不过大明是一个南北国境相距上万里，东西两端也有数千里的庞大国家。这种社会变革在各地引起的变化是深浅不一的，一般来说穷地方更乐意接受变化，而富有的地区却以拒绝变革的居多；距离北京越近的地区越服从朝廷的命令；而距离北京越远的地方则更容易阴奉阳违。
因此到了崇祯十一年，朝廷的改革政策，北方落实的比南方好，东面落实的比西面强。比如河南士绅被朝廷修理了几次之后，河南士绅百姓对于朝廷颁发的政策落实就主动积极多了。
特别是河南省河南府的百姓，他们在朝廷的历年改革政策中大多是受益者，而作为同陕西、山西两地接壤的地区，这一地区也是这两省流民逃荒的必经之地。哪怕再蠢笨的士绅，也知道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光是这些蜂拥而来的流民就能将河南府吃成灾区。
因此让牛金星担忧不已的士绅反弹，并没有他预料中的那么狂风骤雨。当然，夏允彝自身具备的人望，和这些年历练出来的办事能力，让他在推行士绅一体纳粮及摊丁入亩政策时的手腕极为灵活柔软，这也减少了不少士绅们的抵触情绪。
除了夏允彝的能力之外，河南府的学校体系也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它让夏允彝能够将自己的政策通过学校里的这些学生传入到底层百姓耳中，从而夺取了士绅在地方舆论上的控制权，也让官府绕过士绅阶层获得了底层百姓的支持。
而青年学会的体制，也使得河南府各县县官首先站在了夏允彝而不是当地士绅身边，从而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河南府的士绅一体纳粮及摊丁入亩政策就落实的七七八八了。
作为当地士绅阶层的代表和组织的士绅会议，又被张重辉以改组地方议会为名冻结了这些士绅代表的权力，从而让士绅会议在这次事件中基本没能发挥出什么作用来。
事实上，张重辉改组地方议会时，便是以是否支持改革新政和完粮纳税的数额来淘汰士绅代表是否能成为议会代表的。
河南作为一个农业发达的平原地区，在几百年的和平岁月里，本身就是一个土地兼并严重的省份。虽说崇祯元年以来，皇帝对河南士绅和宗室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打击，但是河南的士绅大户比例依然还是高居北方各省之冠，几乎可以同江南地区相提并论了。
士绅大户的子弟虽然众多，但是能够读书当官的也一样是少数人。其他人也只能在那些乡下人面前耍一耍威风，纵然家中有些钱财，出人头地也是和他们无关的。除了少数花天酒地的败家子对此无所谓之外，对于那些读过几本书却找不到出路的子弟，这样的生活和坐一辈子牢没什么区别。
士绅会议却让这些人看到了希望，哪怕他们无法在科举中出头，但是也能通过这样一个机构将自己的政治主张阐述出来，并在获得其他代表的赞同之后变为地方性的政策，这种成就感是无法言喻的。
更不必提，随着士绅会议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士绅代表的特权也慢慢固定了下来。士绅代表的特权可比生员的特权强大的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同当地的县令进行抗衡，从而能够保护自己的家族。
在旧的士绅体制下，虽然对于平民来说，士绅是占据了毫无疑问的优势的。但是在士绅阶层内部，同样也是分高低尊卑的。就好比，山中老虎的食物大多是羔羊麋鹿，可有机会的话它也不会拒绝吃一两只狼打打牙祭。
毕竟在河南这样士绅占据人口高比例的地方，好的土地早就落在宗室豪强手中了，某些刚刚发迹的家族，总是会选择一两家衰落的大户当做猎物，从而快速聚敛起自家的财富。比如牛金星就差点被自家亲戚给害了，这也就是有钱而无势力保护自己的士绅下场。
但是士绅会议的出现，却给了那些弱小的士绅一个保护自己的机会，让他们看到了在仕途以外的另一出路。
因此当张重辉跑来河南府将士绅会议改组为地方议会时，为了保住自己的代表位子，或是为了在将来的地方议会中谋取一个职位，这些河南府的士绅地主们对于夏允彝采取了妥协的政策，只有极少数士绅选择了上书朝廷，指责夏允彝在地方实施乱政。
然而不幸的是，1638年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又是一个干旱少雨之年。这不仅是连续第二年北方大面积的旱情，旱情最厉害的地方也从山西转移到了河南地区，特别是河南府。
虽说朝廷大力发展南北海运，并修建了两纵一横的铁路后，确保北方运河水位的政治任务算是渐渐结束了。但是黄河的水量依旧难以满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耕作，就算是紧邻黄河的河南府也不例外。
为了抗旱抗灾，只能大面积的打井，利用地下水来解决灌溉和人畜问题。黄河里面虽然水量减少了，但紧邻黄河地区的地下水却远比其他地区丰富的多。而这种大面积的打井，显然不是个人能够负担的，只能依靠官府动员起各县的人力和资源进行会战。
到了这个时候，谁敢跳出来反对士绅一体纳粮服役的，甚至不用官府出手，本乡本土的乡亲就已经堵在村口骂街了。因此河南府士绅那点不协调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特别是在六月时从陕西、山西逃荒而来的零星流民，更是让河南府官民努力自救了起来。番薯和玉米已经成为了北方的救荒之宝，而煤矿资源丰富的河南府，也在牛金星组织士绅捐款下，从京城购买了数十台蒸汽机用于抽水灌溉。
当然，河南府士绅因为灾荒的影响闭嘴了，但是南方那些没受灾的士绅们，对于河南府实施的地方性政策就感到深恶痛绝了，他们不仅大肆批判士绅一体纳粮及摊丁入亩这些政策是恶政，甚至将夏允彝、牛金星等人比作了四凶，认为正是朝廷任用了这些颠倒纲常的恶人，才会使得上天连续降下灾祸。
这些南方士绅官僚批判了夏允彝、牛金星等人数月而不见朝廷有动静之后，就开始瞄准了内阁首辅钱谦益发难，说这位首辅上任之后就连年北旱南涝，现在还包庇夏允彝、牛金星这些奸人，实在是德不配位，应当主动求去才对。
钱谦益显然没崇祯心态这么良好，被南方几份士绅办理的报刊骂的焦头烂额之后，他不得不拿着这些报纸前去皇帝这里请罪，并想要借此探一探皇帝的口风，看看皇帝对于夏允彝、牛金星这些年轻官员在河南搞的事是什么态度。
朱由检拿着钱谦益送来的报纸翻看了几眼，便笑着说道：“不过是一些嗡嗡乱叫的苍蝇，连骂人的语句都是些陈词滥调，先生何必在意。
呵呵，他们还将你比作严嵩，朕看，先生还是不及严嵩的。先生拿着这样的报纸过来，是想要向朕诉苦呢？还是有其他想法呢？”
钱谦益的眼中，拿着报纸翻阅的皇帝一脸轻松，丝毫没有紧张焦虑的样子，这让他原本的想法也打了个折扣。于是便小心的说道：“这些报纸骂臣倒是没什么，不过夏允彝、牛金星毕竟是陛下看好的人物，也是真正实心任事之人，这样被人败坏名声，恐怕对他们日后的前途不利。臣以为，是不是将夏允彝、牛金星调回京城任职，先平息了物议再说。”
朱由检放下了报纸，看着首辅说道：“先生这话不对，将夏允彝、牛金星调离河南府，岂不是给天下百姓一个错觉，说明河南府实施的政策是错误的。难道先生也以为，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的政策是错误的吗？”
如果钱谦益现在不是首辅的话，他肯定认为这政策是错误的。不过作为大明的首辅，他现在更在意的是皇帝的想法。
因此他眼睛都没眨一下，便坚定的回道：“臣以为，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都是本朝应当实施的善政。我们这些士绅深受国恩，自然也当为国尽力。
就如陛下所言，一个连国家税收都不愿意缴纳的人，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忠君，是难以让人相信的。如今大明南北各省连年遇到灾害，此时还不肯放弃士绅免粮免差的特权，显然是过于自私自利了…”
朱由检顿时拍了拍手说道：“先生说的好，先生便将这番话语写下来，朕给你写评语，然后登在大明时报上，以作为回击就是了。
至于河南府的事，就交给夏允彝、牛金星他们好了。区区一个河南府能出什么事，就算出了事，朕也有信心平息下去。
另外，先生可让内阁讨论对报纸书刊的言论制定规则。我们容许百姓说话，但也不能纵容造谣污蔑…”
钱谦益一脸的愕然，这似乎和他的本意相去太远，好像自己的话语有些过犹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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